陈凯歌（左二）、罗伯・科恩（左三）、埃米尔・库斯图里卡（右一）在论坛上交流。 本报记者 邓伟摄
去年，国内出产了700余部影片，其中合拍影片达到73部，这意味着中外合拍片占到国产片的十分之一。在昨天举行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外电影合作论坛上，来自印度的影星阿米尔・汗、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・库斯图里卡、中国导演陈凯歌等六位中外知名电影人，围绕合拍片展开一场“华山论剑”。
拍给谁？
好角色和故事能跨越国境
电影是拍给中国观众看，还是外国观众看？合拍片的市场定位，一直是许多导演和制片人从创意之初就开始纠结的问题。然而，在阿米尔・汗看来，这一问题却纯属多余。阿米尔・汗主演的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《地球上的星星》《我的个神啊》不仅在印度大卖，在全世界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，受到各国影迷的欢迎。
“我在电影世家中长大，在我的意识中，拍摄电影永远都是在讲故事，这是电影的核心，也是我觉得最令人兴奋的一点。”阿米尔・汗认为，好的角色和故事可以跨越国境。“当我读到一个剧本的时候，如果我觉得很振奋，是不会想到观众的，更不会考虑印度观众或者全球观众会怎么样，我只会想到自己，一个让我激动的剧本，是我做电影最根本的原因。”在他眼里，如果一个剧本可以触动他，也就有可能去触动别人，至于什么类型或题材，他也没有特别的偏好。
阿米尔・汗的这番话，引起华谊兄弟传媒副总裁叶宁的极大共鸣。他感慨，自己与阿米尔・汗以及《速度与激情》的导演罗伯・科恩虽然此前就有过合作，但第一次见到阿米尔・汗还是在北影节论坛上，“这就是电影的神奇力量”。
“这种力量在于，它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把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人连接在一起。对我来说，开始一段电影的旅程，首先是故事能够打动我，然后再去找合适的团队。”叶宁还直言，目前中国电影市场还很年轻，在讲故事的能力上“太急躁”，需要提高讲好平凡生活故事的能力。
拍什么？
合拍需反映不同文化特色
拍摄过《极限特工》《速度与激情》等片的美国导演罗伯・科恩，在论坛上直接变身陈凯歌的“迷弟”，开口第一句话就向陈凯歌致敬。他回忆，1984年他第一次在《时代周刊》上看到“中国第五代导演”这个概念，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去电影院看《黄土地》时的感受，后来又看了《霸王别姬》等影片。“从陈凯歌的电影里，我看到了中国文化之美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，这是我之前从未了解过的。”正因为此，罗伯・科恩也十分关注合拍片中对异域文化的展示。
对于合拍片应该反映拍摄国家的文化特色，阿米尔・汗也表示赞同。“作为印度人，我并不熟悉中国文化，但如果有一部展现中国文化的电影，我会很兴奋，因为我可以有机会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。如果一个中国观众看一部传统的印度电影，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全新的体验，这正是看外国电影的魅力所在。”
作为一个合拍片市场较为活跃的国家，英国每年都会制作数十部合拍片。英国制片人盖德・都赫提今年出品的合拍片《天空之眼》，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都取得较好的票房收益。他认为，合拍片需要展现异域文化，但还需注意在合作国家的不同文化之间建立起联系感。
怎么拍？
别把商业和艺术对立起来
在拍摄过程中，应该怎么摆好艺术与商业的定位、处理好不同国家的团队合作关系，六位电影人也给出了一些建议。作为拍摄艺术片的一把好手，埃米尔・库斯图里卡希望电影人不要将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对立起来。“时至今日，《霸王别姬》这样的电影还在中国备受喜爱。我们常常问，为什么我们不再有《霸王别姬》这样好的电影，不再有当年张艺谋充满艺术性的电影了呢？”在他看来，商业虽是电影中的重要因素，但艺术性永远是电影的内核，中国电影可以成为商业和艺术性的结合体。
罗伯・科恩建议，不同国家的电影人在合作时要注意沟通电影语言。作为中美合拍大片《马可・波罗》的导演，在拍摄过程中，他发现中美两国的电影人在视听语言上存在较大差异：同样一段对白，中美工作人员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。“如何处理不同团队对电影语言的不同解读，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。这个问题无法解决，就很难顺畅实现合拍片合作。”不过，他也表示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，合作方之间的理解也会进一步加深，这也是合拍片的最大魅力。
在具体拍摄过程中，叶宁提醒电影从业者在聘用当地法务和财务上一定要舍得花钱。“这一点虽然小，但非常重要。电影拍摄要符合当地所有的法律体系和财务体系，而且要尊重当地各种协会各自的法规，必须按规矩做事。”
论坛最后，陈凯歌以一个比喻概括中外合拍，“合拍电影有点像一桩婚姻，双方都坠入爱河，如果他们相爱，他们就会对电影贡献出自己的想法。正是本着这样的理念，我们才合拍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最后肯定合作不成。”（袁云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