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明前夕，名抗美援朝志愿军后代齐聚辽宁丹东，他们将启程赶赴朝鲜为在那里牺牲的父辈扫墓。父辈牺牲时，他们中小的只有几岁，但都对父亲出征前的告别记忆极其深刻。60多年过去了，他们与父辈在异国坟头相认，已是花甲之年。
60多年后，他们首次赴朝扫墓
摄影 | 朱嘉磊 编辑｜夏可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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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/文 朱嘉磊
编辑 夏可欣
“他们说我父亲从朝鲜战场叛逃，我经常梦见他提个皮箱回来敲家门。”
当列车缓缓开上鸭绿江大桥时，72岁的杜立人将父亲的照片摆在桌上，像是重走60年前老路的一种仪式。
“我的父亲叫杜宇，属于40军。赴朝前夕，每当休息，他就会从马驹桥到西单来看我和母亲。记忆深处，是他带我到王府井大街买好吃的，交钱时我就抓他腰间的小手枪。”
到这儿，回忆还是美好的，直到有一天，来了一封写着“牺牲”俩字儿的挂号信，把这个家变成了“地狱”。“祸不单行，后来我母亲被冤枉成了右派，父亲也由此落了个叛逃的帽子，所以我这一生经常梦见他提个皮箱回来敲家门，但每次一开门，梦也就醒了。”这个担子几乎压了杜立人一辈子，直到接到了那个电话。
“你父亲牺牲的资料找到了，他是共产党员，牺牲时是战地记者。”简单的几句话，让杜立人哭了一夜，更像是自己得到了宽恕。于是，年过古稀的她，还是踏上了赴朝的火车，挺直了腰板，去祭奠自己的父亲。
“他本该在国内当副师长，却永远埋在了朝鲜。”
邓其平看起来很严肃，从丹东到平壤的火车上，朝鲜神秘又变幻的景色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但邓其平没望过一眼窗外，一直向我诉说着自己的父亲。
“我的父亲邓仕均，隶属于志愿军63军，是个团长，1951年5月20日被老美的弹片击中头部牺牲，在洪川水渠两边就地掩埋，遗体没有被抢回来，于是永远留在了那。”
邓其平哽咽了一下，慢慢道出了原委，“我的父亲本来不该牺牲，入朝第三天他受伤回国治疗，按照程序伤好后是要调到别的部队当副师长的，但当得知在朝鲜前线，他的部队打得不好时，很恼火，再次赴朝。”
邓其平对父亲最后的记忆，是赴战场前的挥别。“我母亲抱着我，挺着大肚子，在一个小土坡上，父亲他们是一个马队，我们一块挥手告别，当时远远看着父亲，很远，在山下边。那次告别，这一生便是阴阳两隔。
而邓其平自己也是戎马一生，隐瞒烈士后代身份去陌生部队当兵，这一下就在部队呆了快一辈子。“所以我这次要来朝鲜看看，去看看我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，走走我父亲走过的路，还有这次来不光是祭奠我的父亲，还有我们的父亲。我们要把中国人民志愿军都祭奠一下，每个墓都要去。”
“在朝鲜耗上后半生，也要找到父亲的坟。”
康明在朝鲜期间每天都身穿一身志愿军军装，据说是曾经上过朝鲜战场的军装。列车缓缓进入平壤站时，早来朝鲜半个月的康明与大家隔着火车玻璃手掌相扣，据说为了找到父亲的遗骸，他已准备将后半生留在朝鲜。
“我只是想离父亲更近一些，”每天只要有时间，康明就在电脑上用卫星地图不停地搜索“三八线”，那里有个152号墓地，他的父亲康致中（志愿军1军7师19团团长）就是60年前埋葬在了那儿。而这里是朝鲜军事禁区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
康明2013年从韩国去到过“三八线”附近，从瞭望台上看到了父亲生前的战场。“当时望着那边满山都是树，密密麻麻，那些山上可能都是中国军人的遗骨。”
1952年12月31日晚，康致中急匆匆回到家中，将睡梦中的康明叫起来照相，相片中，不到两岁的康明好奇地看着镜头，康致中的右手握着他的小手，左手搂着他的肩，笑得很开心。母亲也面带微笑，但却透出几丝哀愁。
“照完后，父亲狠狠地抱了抱我，然后跟母亲说，如果自己回不来，就让母亲带着我回西安，说完后父亲便疾驰而去，那一幕即是永别。”
4月4日晚，回国前夜，康明宣布自己暂时不回国。“我用卫星地图看，在父亲墓地那儿已经有一条公路模样的线了，看来，在有生之年，我还是有机会去到父亲的墓堆的。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，但现在我想离父亲近一点。”
这次祭奠，他们满怀希冀。“我们今天赴朝的意义不在现在，而在于将来。我们想因此让国家重视这个群体，并将入朝扫墓常态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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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车驶入朝鲜，志愿军后代静静地望着窗外。因为赴朝旅行需旅行团的形式，不接受单人前往，他们中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去朝鲜。这次赴朝扫墓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，中国民间组织最大的一次活动。“我们不只是为自己的亲人扫墓，也是为十几万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军人扫墓。”
列车开上鸭绿江大桥，72岁的杜立人将父亲的照片静立在桌面上。“我常梦见父亲敲家门”，杜立人回忆起往事。“父亲赴朝后的一天，邮局来了挂号信说父亲牺牲了，从此家里跟地狱一样。”后来，杜立人的母亲被冤打成右派，“周围人都说父亲肯定是叛逃的，我想反驳却什么也不敢说。”
杜立人就这样在指责声中生活着，直到有一天她接到电话，说父亲牺牲的资料找到了。“他是共产党员，牺牲时是战地记者！我当时痛哭流涕了一夜，觉得身上的壳终于脱掉了。”行驶途中，大家又唱起志愿军战歌，杜立人用手机拍视频，自己并没有唱，但她早已眼眶湿润。
邓其平对父亲最后的记忆，是赴战场前的挥别。“我母亲抱着我，挺着大肚子和父亲告别。”邓其平哽咽着，没想到那次告别后竟阴阳两隔。邓其平的父亲邓仕均是著名战斗英雄、老红军团长，曾因受伤在赴朝第三天回国。后来他再次申请赴朝，这一次却被弹片击中头部牺牲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“这张和父亲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”，邓其平抚摸着相册。“我这一生没离开过部队，虽然部队供我们吃穿，但丧父之痛让我这一生非常痛苦。”邓其平说从小母亲就教育他不要给英雄父亲抹黑，“我参军后特意到不认识我的部队当兵，32岁就当上团干部，这才是邓世均的子女。”
列车停靠在平壤车站，后代们与接站的康明手掌相扣，仿佛家人相聚一般喜悦。同为后代的康明受到在朝中国企业家的帮助，提前半个月就来了。他已准备将后半生留在朝鲜，这次扫墓也是康明组织促成的。
在朝鲜的第一个晚上，志愿军后代相互“串门”，彼此了解他们对父辈的印象。“我只是想离父亲更近一些”，康明对大家说。他每天都会在电脑上搜索“三八线”，这里有个152号墓地，父亲康致中60年前就埋葬在这块墓地的1号墓。但这里是朝鲜军事禁区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
康明说他在朝鲜每天都穿着军装，这是一名志愿军后代送给他的，是曾经上过朝鲜战场的军装。“你看这料子，这款式……”，康明对父亲的思念已存在于那个时代的每个细节中。
板门店楼上南望，对面一侧观察哨所便是韩国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埋葬康明父亲的地方。2013年康明曾赴韩国，去到“三八线”附近，从瞭望台上看到了父亲生前的战场。“当时望着那边满山都是树，密密麻麻，那些山上可能都埋着中国军人的遗骨。”
到达平壤后第二天，志愿军后代们了先后去了三个志愿军陵园扫墓。因为路况较差，大巴车一路颠簸，一二百公里的路程开了四个多小时。很多七旬老人到达心切，并没有在意到这些。
一进陵园，志愿军后代们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陈亚洲代表后代朗读祭文，一度因为悲伤过度昏厥。他一直苦苦寻找父亲埋葬地的信息，直到2016年9月4日，在康明的帮助下，他才得知父亲埋葬在这里。但是在后代中也有很多人，来到了朝鲜却不知父亲葬在哪。
杜立人在年轻人的搀扶下跨上陵园的几百个台阶，“虽然我年纪大了，但无论如何都要来，这是我一辈子的夙愿。”杜立人来到父亲所在的12号合葬墓前，长跪久久不愿离去，“爸爸，女儿来看你了。”祭拜过父亲后，杜立人在陵园内寻一块地坐下，“今天一别，不知下次何时再来。”
行程中，邓其平离开众人坐在巨石上望着远处。他叹了口气，“当年父亲牺牲后被就地掩埋。军长接到中央下令要把我父亲的遗体抢回来，但埋葬地都是美军坦克，灯火通明。我们的部队只好撤退，父亲也就永远留在了洪川江战场，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”
扫墓活动的最后一天，后代们连同大使馆工作人员来到平壤友谊塔祭奠。康平讲述了他印象中跟父亲的最后一面，“那天晚上父亲急匆匆回到家中，将睡梦中的我叫起来照相。父亲右手紧握着我的小手，笑得很开心。”康明哽咽了下，“照完之后，父亲就去了朝鲜，那一幕即是永别。”
当天，平壤市民也在过清明节，他们带着故去亲人的骨灰盒和食物到陵园祭奠，远远望着中方的祭奠活动。这些年来，一些志愿军的痕迹在朝鲜被抹去了。
清明当天的祭扫结束，晚上大家聚在一起，这天刚好是康明的生日。他宣布自己暂不回国：“我在卫星地图上看，父亲在战区的墓地已有一条公路模样的线了，我再多待一段时间，希望在有生之年给父亲上次坟。”次日，一行人离开朝鲜，对于六七十岁的他们，下一次赴朝扫墓已不知是何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