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转型创新桥头堡

借助港澳国际窗口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优势，作为创新发展和文化中心的广深，若能与 珠三角 其他城市形成协同效应，形成从研发、募资、制造、产业化到贸易运输的创新链和产业链，当能打造出一个层次更立体、覆盖链条更全面的经济、科技大湾区形态。凭借港澳国际认同的市场地位，经济转型和现代服务业需要的现代金融、物流、法律、管理等“软环境”，还能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 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领头羊，助力中国经济转型。

李克强总理前些天在会见候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时说，今年中央政府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。而据《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》，国家发改委今年将加快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。有分析认为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有望成为未来10年我国东南区域的发展总规划，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投资机会可能包括四个方面：交通基础设施对接、港口航运中心建设、片区功能改造与产业集聚和产业合作升级。

无疑，粤港澳大湾区，与京津冀协调发展，长江经济带和“ 一带一路 ”三大区域战略，是在外需疲弱、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背景下，我国经济突围和升级的抓手。

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由于科技革命迟迟无法破茧，全球遂进入贸易和实体经济再平衡，并被迫依赖货币宽松、财政赤字来维持原有生产和分工体系。在“逆全球化”倾向下，“黑天鹅”事件频演，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。我国靠低成本和集中力量“办大事”的优势参与全球化，从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业强国、从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型路径受阻。另一方面，我国城镇化进入“下半场”，以农民进城为主的城镇化告别高增长，人口开始向大城市和城市群迁徙。纵观全球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推进时期，由于地理位置优良和运输成本低，大城市或城市群往往处在临海(江)区域。

当 今世界 最知名的三大都市群，即东京都市圈、旧金山都市圈、纽约都市圈，都位于沿海地带。我国几大城市群，如 长三角 、珠三角、 环渤海 、长江中游等也都在临海或临江区域。而湾区产生于沿海但又凹入内陆，共享水体且具有较长海岸线，其“拥海抱湾”的自然生态更利于形成资源运输的节点型城市、港口型城市，发展港口经济、临港工业，产生城市群的“向心力”大于其他区域。目前，全球60%的经济总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腹地，美国和日本港口及湾区都市群仅占国土面积的1%至5%，却创造了30%至50%的国家经济总量。

由于环境和水体污染、人口密集带来大城市病，20世纪60年代前后，湾区工业被转移到腹地或内陆。面向国际市场，发展临港贸易和工业，催生了金融、信息、法律和设计等新型业态发展，推动湾区城市由制造业中心向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中心、创新中心、管理中心等转变。因此，湾区城市群不仅是经济增长极，也是转型和创新桥头堡。经济下滑或陷入困境时，湾区城市群以其“稳定器”的地位，并以较强的经济活力和辐射力，带动国家经济走出困境。

比如，硅谷所在地，被称为“世界技术创新之都”的旧金山湾区，以及华尔街所在，被称为500强企业集中地的纽约，不仅占据了全美40%的 GDP ，也一直是美国科技和文化竞争力的代表。美国历次经济调整期，如上世纪90年代初、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旧金山湾区均以其强大创新力量为经济注入活力，如上世纪90年代互 联网科技 ，近年来的智能、 新能源 和信息科技。目前，我国珠江入海口冲积扇，形成由珠江口东岸(东莞、深圳、惠州、香港)、西岸(中山、江门、珠海、澳门)及珠江南沙港所在城市广州、佛山和肇庆等11个城市围拢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。

珠三角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“领头羊”、中国制造的名词、转型和创新集中地，在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通过港澳这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大前方，利用“前店后厂”的分工协作，成为外向依赖型、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地区生产体系，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。同时，还因为初步形成以港澳为国际窗口，以广深为研发文化中心，“广佛肇”、“深莞惠”和“珠中江”为制造业的三大城市经济带。还有，珠三角以其国内吸纳外来人口最多(1600万)、最具移民特色、民营科技实力最强的特征，将我国低成本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2008年以后，外需回落，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，开始了“腾笼换鸟”，将传统制造业向珠三角腹地转移，向科技和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改革进程。目前，粤港澳大湾区已出现了大湾区的雏形，比如三核三辅的空港体系、三个排名全球TOP10的港口。港珠澳大桥建成，形成了连接深港、广佛和珠澳三大经济带的闭合快速路网。“十三五”末，湾区“1至2小时交通圈”的密集路网将成形，这被认为是建设国际一流湾区，以形成湾区城市间竞争与合作、连接国内外市场的重要 枢纽 架构。

现状是，粤港澳大湾区多中心但无“一极独大”的区域龙头，产业链齐全但各有所长。香港金融和服务业领先；深圳创 新生 态完善；珠三角城市多以制造业为主。借助大湾区、珠三角及内地广大腹地，港澳发挥自由经济体、完善的司法和金融监管优势，纾解社会结构性矛盾，巩固其全球金融和服务中心地位。

借助港澳国际窗口和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优势，作为创新发展和文化中心的广深，若能与珠三角其他城市形成协同效应，形成从研发、募资、制造、产业化到贸易运输的创新链和产业链，当能打造出一个层次更立体、覆盖链条更全面的经济、科技大湾区形态。另一方面，凭借港澳国际认同的市场地位，经济转型和现代服务业需要的现代金融、物流、法律、管理等“软环境”，建设大湾区，还能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领头羊，助力中国经济转型。

早在2014年，粤港澳GDP就达1.3万亿美元，为旧金山湾区的两倍，接近纽约湾区的水平； 进出口 贸易额1.5万亿美元，为东京湾区的三倍。目前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已初步完成，但阻碍湾区建设的制度差异、行政辖区限制等障碍依然未完全消除。克服这些难关，亟待发挥港澳及珠三角敢为人先的精神，凝聚中华文化共识，助推湾区成为21世纪海上丝路领头羊，实现经济转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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